摔跤吧，“坏女孩”：一群差生的冠军之路
虽然在摔跤场上女孩们像猛兽般勇猛，但是在生活里，她们依然保持着一颗少女心。
文 | 孙俊彬
图 | 孙俊彬
编辑 | 冯翊
长春的秋日里，摔跤女运动员王岩在草坪上做平板支撑，汗水沿着涨红的脸颊溜到草丛里，第38秒的时候，她和旁边的队友们开始喘气，哼着“团结就是力量”。
教练刘洋规定，如果有一名队员在一分钟之前倒下，这一组的训练作废重来。在队友们看来，刘洋既像一名严苛的“魔鬼教头”，又像口硬心慈的“严父”。
成为吉林省体育学校的一名摔跤运动员之前，她们的经历相似：学习成绩不好，爱打架，从不穿裙子，顶撞老师。这在人们眼里，是典型的“坏女孩”。
而在体校，这群刚过豆蔻年华的女孩第一次学会尊师重道，第一次被人摔在地上，开始懂得角力中的残酷与公平，并且第一次拥有梦想。
刘洋希望这群不受学校欢迎的“差生”能够找到自我的价值。通过艰苦的训练，成为一名优秀的摔跤运动员，证明自己——这应是女孩们成长的最好选择。
“瞅啥呢，信不信我揍你”
像两头蠢蠢欲动的狮子，眼神在一个手臂的距离内拉锯对视，王岩全身站架移动，寻找进攻的机会。对手一次意识上的延迟，让她迅速夹抱其颈部，完成制服之后，王岩转身屈膝，用力将她甩过头顶。
这一“拿手绝活”，王岩已经完全熟练。然而，她依然无法忘怀两年前那次被过背摔的经历，长这么大，那是她第一次被摔在地上。
2015年，刚来体校，在一次摔跤训练课上，一名老队员用同样的夹颈过背摔把她重重地摔到地上，王岩形容当时的感觉是“懵圈了，肺都要摔出来了”。当她回过神来，首先想到的是站起来还手打回去，但这个念头马上被抑制：“这是在训练场，不比学校。”
在老家通榆县的小学时代，王岩是学校里的“大姐大”，看谁不爽就揍他，无人敢惹。现在聊起来，她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：“跟小混混一样。”
四年级，有一次课间，一个上六年级的男孩看她在笑别人，随口骂她“傻逼”，王岩在旁边找了把凳子，朝着那男孩的头砸过去，把他打倒在地，头破血流，男孩抱着头扬言找人揍她，然而不久之后他就转学了。
跟其他女队友一样，这只是“小混混”王岩无数次“打仗”（当地把打架叫做打仗）中的一次。
如果你和这些女孩只有一面之缘，你万万猜不到她们会有如此“不堪”的过往。
15岁的王岩有着石头般结实的身体，留着板寸头、声线更近男孩，只有白皙的皮肤和长长的睫毛，才能让人联想到她是个女孩。来到体校后，她长高了9厘米，体重从57公斤增加到65公斤。
改变的不只是身体，如今她变得自信、懂礼，跟长辈打招呼，总是先鞠躬问好。像队里其他18个女孩子一样，戒除了打架、骂人、抽烟的坏习惯。她热爱摔跤，并全身心投入这项运动。
吉林省体育运动学校是吉林地区唯一一所中专体校，作为体育举国体制选材的后备基地，为吉林摔跤省队输送人才。35岁的刘洋在摔跤队执教了11年，他的队伍被称为吉林摔跤的“少年梦之队”。
2015年6月，当刘洋在梅河口市的一个中学见到14岁的李金阳时，她还是一个处于叛逆期、充满力量的黝黑少女。喜欢打篮球、打沙包，跟男孩子玩yoyo球，喜欢看《战狼》、《利刃出鞘》。学校发女生裙子校服，她去找校长要求换一套男装，挨了一顿批，当然最后校长还是给她换了。
因为父母离异，李金阳从小跟奶奶住在一起，被格外疼爱。初一时，班里一个男生骂她妈妈，她愤怒地揍了他，下午上课时，男孩又瞅了她几次，气不过，她从座位上直接站起来走过去要打他，讲台上的老师见状，赶忙下来把她拦住。课后，双方约好第二天早上6点半在厕所旁边的胡同里决斗。第二天，双方准时到场，李金阳又把他打了一顿，后来被值日的老师发现并制止，她才罢手。
王岩并不比李金阳少“打仗”，她记得自己以前爱挂在嘴边的话是：“瞅啥呢，信不信我揍你。”
说起过去，王岩的队友——吉林洮南的胡钦雨与双辽的曲莹同样都不是受老师欢迎的女孩，胡钦雨喜欢在老师讲课时若无其事地嗑瓜子，留着蘑菇头的曲莹数学曾考过10分，“怎么蒙都蒙不对。”她说话总是不紧不慢。
在星期三下午的一次训练课结束前，刘洋集合起队员，一名队员不守纪律在队伍里说话，刘洋叫他出列，拍了一下他的脑袋，然后把眼光转向队列，板着脸说，“这里没有不是的，我告诉你，哪个在学校里都是大哥。”他提高嗓门，抬起手指着队员说，“但是到这里，你还差了点。”
每天，刘洋至少要给队友们做4次思想训导，他的话简短有力，加上他1米8的身高、105公斤的体重，魁梧的身材，更添几分威严。
在印度电影《摔跤吧！爸爸》里，摔跤运动员马哈维亚在放弃了职业生涯后，克服印度社会固有的性别歧视观念，倾力将两个女儿培养成举国著名的摔跤冠军。
在中国农村，刘洋招生时遇到了与马哈维亚类似的观念障碍。人们固执地认为女孩子应该温柔，努力学习，将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最好是教师或者公务员，婚后成为一个贤妻良母。这一看似顺遂的安排，更像是为了配合男权观念而被事先规划好的“路线图”。
对“坏女孩”们来说，当她们试图逃脱不被待见的学校时，常常要面临家长观念上的盲区和偏见。
“家长觉得练摔跤太危险了，而且没有前途。”刘洋说。好在，几乎所有学校都不会拒绝他把“坏女孩”们领走。
当王岩的母亲第一次来到体校看到摔跤训练时，她也曾劝女儿放弃这项运动，但是女儿却毅然地加入刘洋的队伍。“她喜欢摔跤，说死都不会放弃。”母亲最后同意了女儿的选择。
在过去的11年中，刘洋寻访了吉林省各个市县，像个掘宝人一样从学校里挖出摔跤苗子，并带回体校悉心培养。他挑选女队员的标准是，身体壮，男性化，有运动天赋。“这些都是正常学校里不欢迎的孩子，我挖过来，要让她们像金子一样发光。”
“我们都不敢看他眼睛，老可怕了”
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”刘洋喜欢背诵韩愈的《马说》，他觉得自己就是队员们的“伯乐”，让她们“免于骈死槽枥之间”。然而，如何“降伏”这帮“坏女孩”，成为刘洋无法绕过的第一关。
刘洋手里拿着小木棍，眼神专注着场内队员们的训练动作。王岩坦言，每当教练走到身边，她浑身感到紧张。在星期四的训练课上，因为一个抱腿摔的动作没有做好，王岩的大腿被刘洋用小木棍打了一下。
“老疼了，但是只能憋着。”回到宿舍后，王岩悄悄地说。和许多队员一样，刚到体校，女孩们的锐气马上被刘洋镇住，“我们都不敢看他眼睛，老可怕了。”
刘洋笑着自夸“心中充满正气，眼里就有威严”，他会打孩子，但懂得下手的轻重分寸。
几年前，有个叫任志峰的队员考试时把自己名字写成“人自疯”，刘洋得知后，找到任志峰，拿棍子准备打他时，任志峰抬手挡住，棍子打到他手腕上，把手打骨折了。刘洋自掏腰包给孩子治疗，任志峰的父亲不但没有责怪教练，反而感谢他对儿子的负责。“在学校里，打下学生可能马上有人告你虐待，但在我这里，我必须降伏这帮孩子。”刘洋说。
为了提高孩子们的文化修养，打磨掉身上的淘气，刘洋让他们每周必须背诵一首唐诗。
和其他体制运动项目一样，摔跤队也有强烈的师承关系，尊师重道、严守规矩是每个入门运动员的“必修课”，而随之而来的，是绝对的权威，对于刘洋来说，这是约束这帮孩子的不二法门。
无论在哪个角落遇到教练，队员们都会停住鞠躬问好，哪怕只是透过车窗玻璃看到了他。刘洋要求孩子们把礼仪贯彻到其他教练和长辈，这种传统来自他的教练夏茂春——目前体校的校长。
24岁的周楠楠是刘洋执教后招收的第一个学生，原名周京京，她自己不喜欢这个名字，父亲得癌症去世后，刘洋给她改名“周楠楠”。
周楠楠来自长春双阳区鹿乡镇，父亲开小卖铺，每天要喝二斤白酒。成为刘洋的学生之前，她是个留着短发的胖女孩，小名“胖京”。上二年级的“胖京”还经常光着膀子，老师教训她说：“周京京啊，你是个女孩，怎么能光着膀子到处跑呢。”
“胖京”发现，自己的力量来自于小时候总是欺负她的表哥。有一次，她被表哥欺负之后哭着回家，父亲心疼她，鼓励她还手，“胖京”找到表哥，把他推倒在地，骑在他身上，狠狠地抓了一脸的血。
六年级的“胖京”体重已超过80公斤，因为座位空间太挤，后面两个女生不肯后退，她一怒之下，把她们打到送去医院，从此没人敢惹她。
2006年的一次吉林省省运会上，刘洋发现了“周楠楠”，那时她是一名铅球运动员，但成绩并不算好，只拿了第五名。刘洋看中了她身上的爆发力和灵活性，便找到了她的教练，希望她改练摔跤，最后获得对方同意。4年之后，周楠楠在全国少年摔跤锦标赛上夺得冠军。
“教练就像我的父亲一样，”周楠楠说，她把自己的改变归功于对刘洋的高度信任。2009年，周楠楠父亲得了癌症，她告诉刘洋不想再练，出去打工给父亲治病。刘洋到她家里劝导不要放弃，还帮她申请减免学费。
“鼓励孩子很重要，特别是好的苗子，放弃了太可惜。”刘洋说。2008年，结婚前夕，队里一个孩子被人打伤躺在医院，因为家里穷没钱治疗，刘洋把本来要置家具、买婚戒的6万块钱拿去给学生治病。“到现在我还欠老婆一个婚戒。”他说。
和队友们一样，出身农村的刘洋中学时代也是坐在后排、不受老师待见的体育生。1998年，为了从白山体校铅球跨项转到省体校摔跤队，他花了40天的时间将体重减掉了18公斤。这种毅力打动了教练夏茂春，很快他就当上了队长。2002年，19岁的刘洋获得全国摔跤锦标赛青年组冠军，这是他获得众多全国大赛冠军中的第一个。
2007年，刘洋第一次带队参加吉林省锦标赛，就拿了25块金牌。每年生日，他带过的二十几个全国冠军都会帮他庆生。
“如果不是教练，我现在可能是在个村里带孩子的胖女人”，周楠楠说。如今她也在长春双阳区带摔跤队，一旦发现好苗子就会送到刘洋的队里训练，“你得靠成绩和经验征服他们，而不是棒子。”刘洋说。
为了能吃到苹果
无论运动员或者教练，举国体制之下的“体育运动”均以成绩为导向。在体校，这种观念深入到生活和训练里的每个细节。
当刘洋还是一名摔跤运动员时，他渴望午餐能吃到两个苹果。
按照体校规矩，运动员们的饭票分I类和II类，I类比II类多了两个苹果，不仅免除伙食费，而且吃的比II类的好。在学校食堂里，I类和II类的饭票打饭都在不同窗口。刘洋从来不拿别人给的苹果，因为对他来说，“重点不在于吃苹果，而是拿苹果的人是有成绩的人”。
为此，他每天早操比别人多跑10圈，训练课结束后又多跑10圈，训练时比别人休息得少，从不放过每一个提升技术的机会。
一年之后，刘洋吃上了苹果，他形容当时的感觉，“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甜的苹果。”
体校对成绩的认定来自于队内测试赛、省级、全国乃至世界大赛中的表现，对运动员来说，这套规则虽然残酷，但却公平。
运动员们在同一个级别上竞争激烈，然而，在规则之外，队员们也要在遵守组织纪律，服从教练的“部署”。
周楠楠第一次参加省摔跤锦标赛时就顺利进入决赛，对手是一名姓武的队友，是她在队里的竞争对手。周楠楠的实力在她之上，最后却没有拿到冠军。“比赛前队里认为她年龄已经很大了，而且家里条件很不好，给她一个机会吧”。周楠楠回忆说。
这名队友后来退役出国工作，多年后周楠楠见到这名队友时，对方抱着她痛哭，“她说如果那次如果不是我让她，她可能就不能再练了，因为她家里太穷。”
曲莹“吃苹果”的一刻来得有些突然。10月26日晚上，她接到教练刘洋的电话，刘洋告诉她准备两张一寸照片，去饭堂找管理员办I类饭卡证。曲莹平时内敛，从不炫耀，挂掉电话的一刻，脸上泛满笑容。她从钱包里找到4张不同的照片，放在手心里问舍友，“哪张好看点？”
经过2年的训练，曲莹获得教练对她的认可，不仅如此，I类饭卡证意味着免掉每个月600元的伙食费，对于来自农村的曲莹来说，为家里减轻了不小的负担。
曲莹的父亲曾经是个“赌徒”，中年时用不劳而获的方式获得了巨大财富，然后又输了精光。她的家是一个十几间房的宽敞屋子，父亲有车和司机，小时候给她的零花钱是“一把一把联版的五块钱”。后来父亲赌运衰败，家里很快就没落了。
曲莹在学校读书很用功，“老努力了，每次上课都好好听，就是听不懂。”别人考试睡觉，她总做到最后一个交卷，结果还是不及格。
当刘洋发现曲莹时，她已在田径队练了几个月，因为身体素质不够好，每次都跑在最后。“她以前很自卑，总觉得自己笨。”
在训练场上，刘洋注意着每个人的训练状态，通过训练的态度，他可以大致判断这个人运动生涯的未来。“你看，那孩子10分钟里有两分钟在偷懒聊天，那孩子有10分力但是只使出了7分”，他又指着曲莹说，“这孩子特别专注，从来不走神看其他事情”。
转到摔跤队后，曲莹身上爆发出惊人的潜力。今年8月举行的吉林省摔跤锦标赛上，进入少年组65公斤级决赛的她，以两个冲抱腿摔，10比0干脆利落地击败对手。
摔跤是一门综合性运动，要求运动员具备良好的体能、力量和实战经验，在8米的红圈范围内，两名选手的角力直接而公平。
第一次参加比赛就夺得冠军，曲莹变得比以前自信，她不相信天下有不劳而获的事情，“努力了才有成绩，有了成绩别人才不会瞧不起你。”
父亲去年得了脑血栓，至今仍未康复，当她带着奖牌回家时，父亲支撑着身体用力把它挂到了墙上。
17岁的姜凤是曲莹的师姐，去年从体校被招进省队。她最近的目标是搬到楼上的空房里，“那个房间有马桶，是留给有成绩的人住的。”
在体校，不仅吃饭分等级，住宿也同样根据成绩分不同的宿舍。学校希望这套机制可以激励运动员们的竞技意志。
姜凤是周楠楠带的第一个队员，技术全面，训练一年就拿到省锦标赛冠军，在省队，她被寄予厚望。和其他女孩子一样，姜凤以前不爱学习，从不在乎考试成绩，如今的她却害怕失败。
今年的全国摔跤锦标赛青年组第二场，姜凤对阵湖南队一名选手。决胜局时，在领先4分的情况下，她开始感到紧张，连蹬腿都不会做，最后被淘汰。她抱着教练大哭一场。
“比赛就是这么残酷，你只能拿第一，第二跟被淘汰是一样的。”教练周楠楠说。
少女心
周楠楠第一次接触摔跤时，心里非常排斥，“干嘛呢这是，男孩女孩搂搂抱抱的”，母亲也曾强烈地阻止女儿练摔跤，觉得练这个太苦。少年时，周楠楠喜欢美发，想成为一名美发师，父亲调侃说，“你拿扒铅球的手，又去扒人家头发，把人家头皮扒下来，不得赔啊。”
当运动员时，周楠楠只穿黑白灰的运动装，衣柜里没有一件女生衣服。退役之后，她还是改不了逛街买衣服只去运动店的习惯。最近因为要准备结婚，她人生第一次留起了长发，学会穿有颜色的衣服，但还是无法接受化妆。
虽然在摔跤场上女孩们像猛兽般勇猛，但是在生活里，她们依然保持着一颗少女心。
中国首位女子摔跤奥运冠军王旭曾在接受采访时说，“虽然我们这个项目比较男性化，但还是希望自己更像个女孩。”她坦言自己最怕的是毛毛虫。
曲莹喜欢画画，她的画里有扎着蝴蝶结的美少女、蓝色的鲸鱼、阳光普照的田野，和许多女孩子一样，手机屏幕的屏保是粉红色调，打字用卡通字体。李金阳则喜欢刻纸，她的作品曾经获得全国少年美术大赛的金奖。姚仁雪的爱好是睡觉，吃零食，发朋友圈自拍照时先要加上“美颜”滤镜。她是队里的“队花”，听说她偷偷地跟男生谈恋爱，当我向她求证时，她红着脸转过头去否认。
相比之下，王岩或许更男性化，她喜欢看《穿越火线》，玩《全民突击》，不过满脑子想得最多的还是摔跤，经常梦到自己在摔跤场里把人摔在地上。最让她着迷的是，裁判在中心红圈内举起她的手宣布获胜者的时刻，“感觉特别帅，特别霸气。”
王岩的母亲觉得女儿进步了很大，“变成一个大孩子。”她说，“学会跟邻居问好，回家了不跟以前一样老出去跟男孩子乱转。”
今年母亲生日，王岩给她买了一盒减肥茶，这是母亲收到女儿的第一份生日礼物。“她觉得我太胖了，应该减肥。”母亲笑着说。
姚仁雪今年8月拿了吉林省摔跤锦标赛女子少年组57公斤级冠军。这个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，当她带着金牌回到家时，爷爷话都没说就伸手跟她要金牌看，“瞅着说挺好的，有出息了，然后自己收起来，说再拿一块就给我换。”
虽然还是没有办法把被子叠成豆腐状，李金阳依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很多。老家的同学有的还在约架，被打的人有时候会打电话跟她哭诉，但是她现在觉得那样“挺幼稚的”。她说，“回老家跟朋友玩，他们都不敢碰我，怕我一伸手就把他们打飞了。”
女孩们都希望以后能考进体校所在的吉林省体育学院，那样除了交很少的学费，每个月可以领到大约4000元的工资，成绩好的甚至会过万。刘洋根据经验，给孩子们定下的职业时间表是，“3年成型，5年成才，7年成器。”
下午5点钟，下课的哨声吹响，长春秋日的天空也在这时候渐渐地暗下来。女孩们蜂拥跑到食堂，按照自己饭卡的对应窗口排队打饭。体校、省队、教职工互相区分，各自的窗口再按类别依次排开，一眼望过去，像摆在孩子们面前的通关游戏。
刘洋几年前曾尝试过去人才市场投简历，一个健身房的雇主看到简历后婉拒了他，“他怕我去了别人都得下岗，其实我也只是看看不干这行了还能不能谋生，没准儿哪天这个体制改了，我也可能丢饭碗啊。”他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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